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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11名厅、处级公安领导涉黑被捕,2019中央主攻打保护伞拉开序幕! ...

2019-2-11 14:22| 发布者: modern| 评论: 0

摘要 : 来源: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监委、中国纪检监察报     突发|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原党委副书记朱伟静等27人(其中公安干警16人)涉虞关荣涉黑案件被捕  按照党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精神和省委扫黑除恶行动部署安排 ...
来源: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监委、中国纪检监察报
  
 

  突发|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原党委副书记朱伟静等27人(其中公安干警16人)涉虞关荣涉黑案件被捕
  按照党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精神和省委扫黑除恶行动部署安排,2018年9月以来,根据省纪委监委的交办和具体指导,杭州市纪委监委依纪依法查处了滨江区以虞关荣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对涉案的16名党员干部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考察,并依法采取了留置措施。经查:
  杭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原副支队长罗伟东违反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涉嫌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
  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原党委副书记、政委吴士毅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
  杭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原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陈宪章违反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
  杭州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分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李立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廉洁纪律、工作纪律,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  
  滨江区纪委监委派驻区公安分局纪检监察组原组长、杭州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分局原党委委员、第一副督察长王敏铖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廉洁纪律,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
  杭州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分局原副调研员、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沈剑平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

  杭州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分局警务保障室原主任华锋违反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涉嫌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
  杭州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分局法制大队原教导员陈轶洲(案发前已辞职)涉嫌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
  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原党委委员、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寿晓峻违反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
  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反恐怖大队原大队长王宏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涉嫌受贿罪;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农业局(林业水利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汪银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廉洁纪律,涉嫌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城市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应国洪违反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城市管理局原调研员、区“三改一拆”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陈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廉洁纪律,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

  杭州市东郊监狱原副调研员钱妙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工作纪律、生活纪律,涉嫌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
  日前,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杭州市县两级纪委监委依纪依法对上述人员作出党纪政务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对本案涉及的其他党员、公职人员违纪违法问题,杭州市纪委监委将交由相关单位党委和纪检监察组织依纪依法处置。
  杭州市纪检监察机关将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市委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现的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管涉及到谁,都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年初,中央对2019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严重部署:要求向深挖幕后、打伞破网进一步延伸。要把打击“保护伞”作为下一步主攻方向,务必做到除恶务尽。现在看来这绝不是说说而已。
  中纪委:谁在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
  “保护伞”都有哪些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曾公开曝光了五起典型案例,涉及省、市、县、村多级。从级别看,既有省综治办原主任这样的正厅级干部,也有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这样的基层党员干部;从领域看,既有政法机关党员干部,也有与黑恶势力获取经济利益关系密切的审批、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还有村“两委”、基层站所工作人员等。结合一个时期以来各地通报曝光的泛滥案例可以看出,这些人也是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典型人员。
  ——政法机关党员干部被腐蚀风险较高。涉黑涉恶势力大都存在通过暴力手段强迫他人等违法行为,为逃避惩处,他们往往费尽心思拉拢处在执法一线的政法机关党员干部。极少数党员干部没能抵得住诱惑,成为其“保护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五起案例中,涉及政法机关党员干部就有三起。
  ——审批、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成为“围猎”重点。黑恶势力通常通过垄断某一行业的运营权非法获取利益,成为砂霸、水霸、肉霸等,此类行业的审批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成为他们的利益输送重点对象。
  ——一些村“两委”、基层站所工作人员成为涉黑涉恶势力的“同谋帮凶”。事实中,不少村霸、寨霸横行乡里,与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关系密切,甚至有部分基层站所和村居党组织担任人与黑恶势力狼狈为奸,为其提供支持庇护。
  值得注意的是,涉黑涉恶势力往往会采取多种手段,攀附多个“保护伞”。此前公开曝光的河南省洛宁县兴华镇董寺村原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狄治民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遭到党纪政务处分等解决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就有56人。
  也有少数利欲熏心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利用自身掌握的权力或影响力,为多个涉黑涉恶组织充当“保护伞”。如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洁云路分局原局长成健,多次收受社会人员赵强、苏进军、吴文生所送贿赂,并为上述人员运营的“亿元动漫城”“伯爵国际娱乐会所”“久泓动漫城”等多个涉黄赌毒场所提供保护。
  此外,还有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退休干部等利用自身职权或影响,通过为涉黑涉恶势力“站台”或“疏通关系”等方式,为其充当“保护伞”,并从中谋取利益。本次通报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政协原正处级干部刘永祥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便是典型。
  充当“保护伞”的形式有哪些?

  在接受涉黑涉恶势力给予的“好处”和利益后,利用职务便利,为涉黑涉恶势力横行乡里甚至逃避纪律法律制裁提供方便,是部分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典型形式。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地通报曝光看,虽然形式或明或暗,但“保护伞”的“操作方式”万变不离其宗。
  ——利用职务之便或职务影响,协调公安、检察或审判机关对相关涉黑涉恶人员“网开一面”,使其逃避应有解决或制裁。
  ——与涉黑涉恶团伙骨干结为“兄弟”或利用自身影响为其“站台”,提供便利。
  ——利用自己接触“内部消息”或举报信息的机会,为涉黑涉恶势力实施不法行为通风报信、提供关照,甚至成为其“内鬼内应”。
  ——不担当不作为间接助长涉黑涉恶势力。部分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尽管与涉黑涉恶势力没有直接交集,但因为习惯当老好人而不闻不问,或出于政绩考虑而粉饰太平,在扫黑除恶方面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客观上充当了“保护伞”。
  怎样愈加精准拔除“保护伞”?
  涉黑涉恶势力与其“保护伞”是共生关系,扫黑必须除“伞”。不少涉黑涉恶势力能够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多年,与“保护伞”的纵容包庇密不可分。
  拔除“保护伞”,要强化靶向意识。“从对象上看,要重点聚焦通报中频繁出现、容易成为涉黑涉恶势力‘围猎’对象的政法机关党员干部和审批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等;从方式上看,要联结多部门力量,紧盯关键领域关键环节,把扫黑除恶同惩治‘蝇贪’等结合起来。”
  一些涉黑涉恶势力之所以能长期横行,根子在于当地党组织软弱涣散、履责不力,没有切实扛起全面从严治党和扫黑除恶主体责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指出,有的地方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惩治不力、疏于监管、失职渎职,客观上助长了黑恶势力的蔓延坐大。
  “基层党组织如果出现了空心化、软弱涣散的情况,一些黑恶势力、宗族势力就会乘虚而入。”正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近期通报中要求的。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打击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同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紧密结合,注重发现和查处因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等形成黑恶势力坐大成势,以及工作中不担当、不作为、责任落实不力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让黑恶势力无“伞”可遮、无处可藏。(转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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